因为这个是当下士人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,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,而如写入书中,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,所以在此处作个小注。
荀子《解蔽》中说“博闻强志,不合王制,君子贱之”
,哪怕博闻强识,如果不符合王制,一样会被鄙视,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。
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;博识之风,始於汉魏之际,兴於两晋南北朝。
西汉的时候,儒家各派壁垒森严,讲究“家法”
、“师法”
,老师教的东西,一字不得改,不同学派间,攻讦如仇。
这种情况下,莫说博识,儒经也学不了几本。
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:“遗子黄金满籝(筐),不如一经”
,一经就足取名禄了。
到了东汉,古文经学兴起,较与今文(汉初老儒口述,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)经学,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,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“家法”
、“师法”
,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。
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,精通今、古文诸家,自成一派。
再到汉魏之际,海内纷乱,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,面对这种新问题、大变局,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,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,於是,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,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,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、立身的理论和思想。
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,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。
儒、道之外,法家、刑名家、农家、兵家都很盛行,甚至山经海志、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。
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,但这么一来,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。
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此风大盛,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,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。
王制的归王制,博闻的归博闻。
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,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,另一方面,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。
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《博物志》便是编纂於魏晋时期,作者张华,“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”
,“强记默识,四海之内,若指诸掌。
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,华应对如流,听者忘倦,画地成图,左右属目。
帝甚异之,时人比之子产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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